三、此处与彼处:从临沂出发,走向哪里?
邰筐的诗歌中有鲜明的“临沂”印记,“临沂叙事”,成为他诗歌的一个标志。这也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焦点。
作为邰筐的诗歌兄弟,江非(诗人)回忆了他与邰筐、轩辕轼轲这文学的“三驾马车”在临沂的生活。江非把这段日子形容为荒诞的青春,正是在这充满臆想和激情的岁月中,三个人的诗歌生命开始了新的生长。正是临沂的生活,成为邰筐诗歌的起点。安琪(诗人)对邰筐诗歌的来历持有兴趣,认为正是临沂的文化土壤,临沂的诗歌圈子,以及同仁之间的相互碰撞彼此滋养,对邰筐的诗歌起到了助长的作用。
霍俊明认为:如果说当年的芒克、多多、根子、林莽等人是为白洋淀写诗,海子为麦地写诗,于坚为尚义街6号写诗,那么,邰筐就是为临沂、沂河和曲柳河写诗,为他所熟知的这些事物再次命名。龙扬志(首都
王士强(首都
与王士强的问题有关,几位与会者讨论了邰筐到北京之后的近作。霍俊明把他放入70后诗人群体中考察,认为邰筐近期诗作和“70后”一代的许多诗人一样,呈现出一种“中年气息”,其诗歌文本中不断呈现和强化了由秋天到冬天的过渡性场景。而这种表象层面的季节性、时间性的过渡性转换和推移恰恰从谱系性和共性的层面呈现了“70后”一代诗人大体已经摆脱了青春期写作的冲动,开始步入了带有中年特征的写作状态。同时,邰筐近期的诗作中时时出现一个类似于卡夫卡的“外省者”的形象,这种身份对当下诗歌写作而言是相当重要的。韦珺(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)同样从邰筐的近作中读出了“外省人”的形象,认为从临沂到北京这段跨越地域的旅程,让邰筐的诗歌图景呈现出些许新的变化。韦珺把城市化当作人无法逃离的境遇,正是这一复杂而尴尬的局面,使得邰筐没有对城市化进程做出简单直接的否定,而是更务实地将目光投向城市化的弊端。相对于中小城市临沂,大城市和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对邰筐的隐喻意义要远大于现实意义。这一时期的诗歌体现出更为明晰的抒情叙事的个人化,个体经验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。
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吴思敬主持,
邰筐在致辞中真诚而动情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。他把在首都师范大学一年的驻校经历,同他和江非、轩辕轼轲在临沂共同切磋诗歌的时期,当作自己写作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。邰筐对吴思敬、林莽和其他诗歌界的前辈同仁表达了感谢。
会议气氛热烈,讨论客观充分。相信这次会议不仅会成为邰筐诗歌写作道路上的一块“里程碑”,也会成为研究“70后”诗歌和城市诗的一份“记录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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